评论员文章

【资料图】

清晨七点，商场还未苏醒。我在员工通道昏暗的灯光里换上制服——一件挺括的白色衬衫，一条及膝的黑色A字裙。料子是廉价的化纤，为了保持笔挺，洗后总要上浆，摩擦着皮肤，有一种干燥的粗糙感。我对着更衣室巴掌大的镜子，将丝巾折成标准的三角，在颈侧系成一个毫无个性的温莎结。镜子里的脸，敷了一层薄粉，口红是公司规定的“珊瑚粉”，意在营造亲切。我看着这个被制度勾勒出的、得体的形象，轻轻吸了口气，像战士披上他的甲胄。只是我的战场，是十米长的玻璃柜台，武器是永远上扬的嘴角，与一套熟极而流的“欢迎光临”。

柜台是一道透明而坚硬的界限。我将价值不菲的商品从丝绒垫上取下，指尖戴着薄棉手套，动作轻柔得像对待雏鸟。顾客的目光却锐利如刀，挑剔地刮过商品的每一寸，也顺便刮过我。他们问价、比较、试戴，然后随意地将东西放回，有时连一句“谢谢”或“不用了”都懒得施舍。我则必须立刻上前，用镊子和绒布，将每一枚指纹拭去，将每一处被体温焐热的痕迹复原，让一切回归冰冷、完美的初始状态。这个过程，日复一日，像一种西西弗斯式的仪式：建立联系（展示），然后亲手抹去联系（复原）。我维护的不是商品，而是一种“未被触碰”的幻觉，以及商品背后，那个我无法触及的价格所代表的尊严。

最深的疲惫，并非来自久站的腰酸背痛，也非重复千遍的话术。而是一种缓慢的、无孔不入的“工具化”磨损。在许多人眼里，我并非一个有名有姓、有悲有喜的“人”，而是柜台后一个会移动的、功能性的配件——一个“开锁器”（打开柜门）、一个“说明书”（介绍功能）、或一个“障碍物”（当他们的要求超出规定时）。曾有一位女士，因试戴三枚钻戒后仍不满意，将不满发泄在我身上，指责我的笑容“不够真诚”，影响了她的判断。我低头聆听，道歉，保持微笑，心里却一片冰凉的荒谬。我的情绪，乃至我表情的弧度，都成了被评估的“服务”的一部分，需要为顾客的购物体验负全责。

午休半小时，我通常躲在仓库货架后的角落。这里没有明亮的射灯，只有安全出口幽绿的微光。我脱下高跟鞋，揉着肿胀的脚踝，吃一份早已冷掉的便当。这一刻的寂静如此珍贵，因为我不必笑，不必说话，不必成为一个“形象”。我和隔壁柜台的李姐有时会对望一眼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共享这片刻属于“人”的喘息。我们身上昂贵的香水味，与仓库陈旧的纸箱、灰尘味混合在一起，构成我们真实处境的隐喻——光鲜与陈旧，体面与卑微，如此矛盾地黏合在一起。

当夜幕降临，送走最后一位顾客，铁闸门“哗啦”落下，将内外隔绝。我再次站到柜台前，进行最后的清点与整理。灯光熄灭大半，柜台里那些珠宝、名表在阴影中静静闪烁，它们被呵护得一丝不苟，明日又将迎接新的审视。而我，卸下丝巾，松开衬衫第一颗纽扣，感到一种从骨缝里渗出的疲惫。这份工作的心酸，不在于售卖商品，而在于你的一部分自我，似乎也和那些商品一样，被日日擦拭、展示、估价，然后在打烊后，被锁进黑暗里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晚风拂过脸颊，我才感觉那个作为“工具”的、紧绷的自己在慢慢融化，而那个会疼、会累、会望着夜空发呆的、真实的自己，正一点一点，蹒跚着走回来。明日，闹钟照常会响，制服依旧挺括，微笑仍需精准。但我知道，有些磨损是看不见的，它发生在每一次热情遭遇冷漠之后，发生在每一次自我意识向职业要求低头之时，静静地，沉淀在灵魂最不易察觉的褶皱里。